“讓碳稅滾蛋吧!”
當地時間7月17日,澳大利亞聯邦參議院以39票贊成、32票反對,廢除了在澳大利亞實施兩年多的碳稅法案,并取消原定于2015年開始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機制的計劃。澳大利亞也由此成為第一個廢除碳稅相關法案的發(fā)達國家。
對于這一頗具爭議性的法案被終結,有人叫好也有人哀嘆。以澳總理托尼·阿博特為代表的澳洲各級政府、商會歡迎碳稅的徹底廢除,他們認為在過去兩年中,碳稅的實施束縛了澳大利亞的經濟發(fā)展,降低了澳洲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而以環(huán)保組織、氣候變化領域學者為代表的反對方則認為,在各國爭相解決全球變暖之際,澳政府的行徑卻背道而馳。
作為世界第十二大經濟體,澳大利亞也是世界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排名靠前的國家之一。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基于澳洲燃煤發(fā)電的經濟模式。2011年,澳洲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以上,稍稍領先于美國。
從碳稅的推出到遭廢,短短兩年時間,澳大利亞三位政府領導人因碳稅問題牽涉進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而經濟與環(huán)保的博弈從來都不是那樣簡單。
政治博弈夾雜
2008年12月,陸克文擔任總理期間,澳政府發(fā)表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白皮書,并提出在2020年之前減排至低于2000年水平5%~15%的排污交易計劃(Emissions Trading Scheme),又稱碳污染削減計劃(Carbon Pollution Reduction Scheme)。
不過,就在陸克文欲將此計劃視為其最大的政績時,反對黨突然易主,極為保守的阿博特(即現任總理)上臺,后者在環(huán)境問題的立場發(fā)生了180度大轉彎。從不相信全球變暖導致氣候變化的阿博特帶領反對派聯盟先后兩次在參議院駁回了工黨的提議,而本應是工黨盟友的綠黨也突然變卦投出了反對票。
心灰意冷的陸克文隨后又提出將從2012年7月起,向暴利盈余的礦業(yè)公司征收凈收入40%的資源暴利稅(Resource Super Profit Tax),來取代之前僅有25%的開采權使用費。而這一決定觸動了礦業(yè)和投資人的利益,陸克文支持率大幅下滑,時任副總理的吉拉德順勢崛起,于2010年6月直接當選為新任工黨領袖和澳大利亞總理。
2011年吉拉德秉持工黨在環(huán)保問題上的傳統,力推碳稅立法在議會獲得通過,并于2012年7月正式開始實施。征稅標準是澳全國300家最大的碳排放企業(yè)每排放一噸二氧化碳須上繳24澳元(1澳元約合0.94美元),使澳大利亞成為世界上對碳排放定價最高的國家。
但隨著金融危機發(fā)酵以及2012年前后澳洲礦業(yè)繁榮的紅利逐漸消散,經濟增長的放緩以及失業(yè)率的高升使得澳洲選民把罪魁禍首指向了觸目驚心的能源賬單以及上漲的生活成本。
盡管后來由于黨內紛爭,陸克文于去年6月將吉拉德挑落馬下,但也無力挽救民眾對澳洲經濟前景的看衰,在當年9月的大選中,誓言保增長優(yōu)于環(huán)保的反對黨領導人阿博特打著“廢黜碳稅”的大旗毫無懸念地終結了工黨在澳洲政壇的傳統地位。由此看來,阿博特當初是這么說的,如今也這么做了。
釋放經濟紅利?
在參議院投票結束后,士氣高漲的阿博特在新聞發(fā)布會上對澳洲民眾表示:“今天你們不愿看到的碳稅已徹底從我們生活中消失了。這是一項毫無意義的稅收,它抑制了我們的就業(yè),抬高了我們的生活成本,并沒有真正意義上保護我們的環(huán)境。”
澳政府此前公布的統計數字顯示,在2012年7月1日實施碳稅機制后的一年中,澳大利亞的電費上漲了10%,煤氣費上漲了9%,碳稅使普通家庭每周的開支增加了約9.9澳元,并導致消費者物價指數增加0.7%。預計碳稅法案廢除后,每個普通消費者平均每天的電費開支將降低0.2~0.5澳元,每個家庭每年約可節(jié)省500澳元以上的開支。阿博特認為,碳稅廢除后,將每年節(jié)省90億澳元,幫助澳政府順利應對后礦業(yè)時代的經濟轉型。
在澳洲,碳稅的征收切實影響著從礦業(yè)到航空業(yè)的澳洲基礎工業(yè)領域。因此,在過去,這一稅收也沒少遭到制造業(yè)和商會的詬病。澳大利亞石油生產和勘探協會(APPEA)主席大衛(wèi)·拜爾斯(David Byers)在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表示,這對澳洲液化天然氣(LNG)的出口是個利好消息,“因為國際上其他競爭者沒有這一負擔。”
去年,摩根大通預計,取消碳稅以及礦業(yè)稅,將使得諸如必和必拓以及英國礦業(yè)巨頭里奧廷托公司(Rio Tinto PLC)等估值提升6個百分點。
航空業(yè)也表示此前是碳稅的犧牲品。維珍澳洲航空公司(Virgin Austrlia Holdings Ltd.)認為,2013年下半年以來,因碳稅公司運營成本上漲近2700萬澳元。
減排成空談?
澳大利亞全面取消碳稅的舉措已經在國際上引發(fā)爭議。2015年末,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將在法國巴黎召開。屆時,包括中國、印度以及美國在內的主要國家將討論在2030年前的減排目標。氣候變化領域學者認為,現在是時候將全球氣溫平均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的基礎上。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曾發(fā)布報告將澳大利亞形容為“應對氣候變化挑戰(zhàn)的旗手”,畢竟澳大利亞是除歐洲以外第一個推出碳稅的發(fā)達國家。
阿博特政府此舉不僅遭到國內工黨、環(huán)保團體的炮轟,也極有可能使得各國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努力倒退一大步。“這是澳大利亞的恥辱!這將對澳大利亞的自然環(huán)境和氣候造成巨大影響。”工黨與綠黨抱怨道。同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執(zhí)行秘書長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失望地表示,此舉顯示了澳大利亞政府在減排方面已無“信用”可言。
有澳大利亞民眾認為,通過廢除碳稅減輕生活負擔是好事,但是付出環(huán)境代價就太不值得了。因此,希望政府在廢除碳稅之后,能出臺新的補救措施,畢竟“環(huán)保涉及到子孫后代”。
目前,國際環(huán)保人士最為擔心的是澳大利亞政府此舉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此前,包括日本、加拿大在內的國家因為各種原因宣布撕毀之前在2010年做出的減排承諾。“毫無疑問,國際社會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信心還很脆弱。”澳大利亞氣候研究所所長康納(John Connor)指出,“去年在華沙的氣候變化大會上,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的攪局還歷歷在目。這極有可能動搖那些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尚持觀望態(tài)度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