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全球經濟金融的最大懸念是在新興市場，新興市場的最大懸念在中國——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2010年歐債危機后，中國金融危機會不會爆發(fā)呢?

　　中國錯失了借2008美國金融危機而崛起機遇

　　時間如白駒過隙，十年一晃而過。2005年12月31日，本人在第一財經日

　　報刊文《2006危與機：美國危機懸念與中國改革速度》，該文判斷：“停滯乃至更糟糕的境地”很可能降臨美國，“這個不圓滿會發(fā)生在兩年之內還是兩年之后?”——即美國將在2008年前后爆發(fā)金融危機。

　　其邏輯是，美國逼迫人民幣大幅升值，且試圖襲擊伊朗核設施將引發(fā)新一輪石油危機，這雙重因素會導致美國通脹率大幅提升，引發(fā)房地產泡沫的幻滅，并引發(fā)金融危機。

　　同時該文建議中國抓住時機解決股權分置改革，利用股市激活金融體系，加速商業(yè)銀行上市，向世界工廠回血，進而擴大內需。

　　此后，本人在2007年7月30日刊文《我們將見證一個動蕩的金融時代》、2008年1月2日刊文《抉擇2008：我們是否要擁抱一場全球金融危機》，進一步確認美國金融危機。

　　果不其然，截至2008年7月，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1.8%，而美國對伊朗劍拔弩張，推動美原油價格在2008年7月飆升至147.9美元/桶，將美國基準利率推高到5.25%，引發(fā)了美國次貸和次貸衍生品泡沫的破滅，美國爆發(fā)了自1929年以來最大的危機。

　　對于國內，本人則在2008年4月7日撰文《中國的世界工廠會不會休克?》警告央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將導致股災和世界工廠休克。

　　當2008年三季度美國金融危機和國內“世界工廠休克”沖擊疊加而來時，決策者恐慌性地進行四萬億救市時。

　　本人卻在2008年12月1日撰文《中國改革大攻堅的帷幕才剛剛拉開》指出中國正面臨難得機遇：在地緣政治上，中國已成美國與俄羅斯的平衡者;在貨幣金融領域，中國已成為歐元、美元和黃金間的平衡者;在全球產業(yè)鏈條上，中國已成為資源供給國和消費國之間的平衡者。

　　中國對任何一個單一國家的需要度都少于對方對我們的需要度，這在1840年以來是第一次。中國應抓住機遇分三個階段(應急期、樹立信心期和系統(tǒng)改革期)進行改革大攻堅。

　　當此之時，本人指出中國與人類正面臨關鍵性的道路選擇(2009年1月12日《轉折2009：西方文明困境和中華精英使命》):

　　展望未來一二十年，人類兩條道路的選擇已經日益清晰：“一條是人類的精英戰(zhàn)勝自我的貪婪和恐懼，從金錢的奴役中自我解放出來，變掠奪財富的才華為人類文明升級突圍的智慧，拯救他人的同時也救贖自己;另一條是夕陽西下的投機貪婪終于耗盡寶貴的自我救贖的時光，世人終于忍無可忍，憤怒的群眾以暴力和鮮血推翻金錢和精英的統(tǒng)治，人類文明在世界性戰(zhàn)爭后陷入半衰周期。”

　　該文警示中國要“堅決反擊那種試圖將金融大危機轉嫁到中國來的圖謀——將危機轉嫁到中國來，幾乎是‘金錢王朝’挽救其崩潰的命運的最后機會，他們會千方百計把中國拖入金融、經濟和社會政治危機的深淵，盲不知自己在毀掉人的未來希望。”“真正的中華精英與之沒有絲毫妥協(xié)的余地，只有堅決的斗爭。這不僅是捍衛(wèi)中華文明復興的必然，更是護佑人類文明升級的責任。”

　　其后的一年內，本人發(fā)表多篇文章建議：1、對國內民資全面開放金融業(yè)中下層，允許中小信貸以備案制成立上萬家，以解世界工廠流動性休克的燃眉之急;2、建議與亞非拉建立公平良性循環(huán)，其本質與后來的一路一代是一致的);3、參照美國納斯達克的標準(舉證責任在辯方、集體訴訟、注冊制、非盈利上市)推出創(chuàng)業(yè)板，使中國成為全球科技創(chuàng)新中心;4、以醫(yī)療體制改革為突破口，實現(xiàn)社會主義公平正義與市場經濟規(guī)范透明的有效結合，提出了來自民間的第十二套醫(yī)療改革方案，從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以釋放消費，擴大內需……

　　遺憾的是，這些要么被大打折扣(中小信貸)，要么在執(zhí)行中被變形閹割(創(chuàng)業(yè)板)、要么被漠視(過剩產能向亞非拉轉移、醫(yī)療改革建議)。

　　政府卻走上了一條以救市為借口，大幅擴張增稅、借貸和印鈔，進行大規(guī)模低效基建投資，樓價更加飆漲，反而使得產能更加嚴重過剩的道路上去了。

　　對外，中國不僅沒有借著美國金融危機，其對世界影響力大幅下降的機會，與亞非拉建立良性循環(huán)，在國際上圈占更多的實地，反而是以“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的態(tài)度不惜代價地幫助美國度過危機，不惜人民幣成為美元犧牲品。

　　由此，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中國過去積累的問題非但沒有解決解決，中國經濟更走向了愈加透支資源、環(huán)境、人力和未來的道路上去了……

　　人民幣又做了歐債危機的墊腳石

　　在美國金融危機2008年爆發(fā)后，2010年歐債危機又接踵而至了。

　　帶著些許失望，時光已經到了2010年，在這一年的年初，本人刊發(fā)了《2010—2014：全球紙幣危機與中國社會變革》一文，對未來的判斷已經開始轉入悲觀：按照一般的歷史邏輯，一場大的金融危機之后，是經濟危機、貨幣危機、社會穩(wěn)定危機、政治危機，如果人類沒有能力扭轉，最后很可能演化為戰(zhàn)爭。

　　該文指出：這種由“圖釘性社會”而衍生的種種危機，絕不是伯南克式的“開著直升飛機灑鈔票”能解決的，后者不能解決任何實質性問題，它除了制造新一輪更短周期的金融泡沫外，只能將財富集中到更加少的人手中。

　　西方哪些仍頑固于“單極世界”的霸權精英，他們仍在處心積慮地毀掉中國崛起。其中三大手段是：1，是從外而內發(fā)動顏色革命，甚至戰(zhàn)爭，以肢解中國;2，引爆人民幣紙幣危機;3，內部既得利益和外部熱錢的雙重力推，中國房地產泡沫瘋狂膨脹，在物極必反后破滅，再消滅中國人未來10-20年的預期收益。

　　“鑒于中國現(xiàn)行政體的優(yōu)勢，第一種其實現(xiàn)的可能性反而較小。但第二種和第三種的圖謀同時洶涌撲來，其破壞力將不亞于1990年的日本金融危機，中國過去多年潛伏的各種社會矛盾或將集中爆發(fā)。為轉嫁國內危機，中國有可能對外發(fā)動戰(zhàn)爭。”

　　此文發(fā)表不久，對紙幣危機——主權債務危機的預測就又不幸言中了。當年4月，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就爆發(fā)了，這也是歐元紙幣危機的第一輪，IMF、歐盟和歐洲央行三駕馬車借款1000億歐元救助……

　　此后，冰島、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等國先后陷入了主權債危機。

　　美國、英國和日本等地也是靠著量化寬松，通過向國民和海外轉嫁危機，來稀釋政府債務壓力，延后或緩解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fā)。

　　中國當時某領導人訪問希臘稱支持希臘早日走出危機，又在某種程度上做了歐盟走出危機的墊腳石。而在國內，又啟動了新一輪“穩(wěn)增長”的大規(guī)?；ㄍ顿Y。

　　對內官僚既得利益以大規(guī)模投資透支未來，對外不去乘機圈住實地而是做歐美墊腳石。

　　當2012年到來的時候，我已判斷，中國已經錯失了借助美、歐金融危機再上臺階的機會，4月17日刊文《中國經濟探大底已難避免》指出：因2008年的股災和此后股市的持續(xù)低迷，國際熱錢和內部人通過A股超級過山車，完成了對百姓現(xiàn)金儲蓄的一次大轉移;2008年底以來的樓市暴漲，不僅將百姓的最大宗財富積累套牢在樓市泡沫頂峰，更將未來一二十年的勞動收入預期也透支了。這均對國內消費釜底抽薪。

　　事實上，過去30年來的發(fā)展，走了一條先易后難，先甜后苦，有水快流，由既得利益者推動的道路。這一現(xiàn)實邏輯的演進難免不斷透支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勞動者體力健康，透支環(huán)境資源，透支醫(yī)療養(yǎng)老等社會保障，透支政府信用，透支國家民族的凝聚力。它們都折射為透支人民幣的內在價值。這使得中國經濟未來幾年探大底已經懸念不大。

　　本人在該文中提醒：“探底并不可怕，死地也不可怕。探底孕育反轉，死地倒逼后生，最可怕的是置之死地仍然得過且過，置之死地而終于后死?，F(xiàn)在的中國缺的不僅僅是解決問題的思路和出路，更缺乏改革攻堅，自我革命、社會進步、文明升級的非凡決心，最缺乏的是決策者拔擢智者，群策群力的堅定意志。”

　　不怕后知后覺最怕一再后知后覺

　　在2013年底，“一路一帶”被提出來了，并在2014年驟然加速;2014年“大眾創(chuàng)新、萬眾創(chuàng)業(yè)”提出來了，并配套以新三板和注冊制的改革;2015年底，“供給側改革”提出來了，終于對大規(guī)模投資的“凱恩斯主義”做出糾正。

　　坦率地說，上述改變方向都是正確的，但是時間窗口已經過去了，其效果相當可能如“刻舟求劍”——正確的事情，在錯誤的時間，其結果反而可能是負面的。

　　在2009年的時候，美國深陷金融大危機，且美軍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泥沼，其自顧不暇，急需中國幫助，而中國的國際聲望達到了最高峰。那時中國如果不是將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去救助美國，而是將其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保證金，在中國世界工廠仍很有競爭力的依托下，與亞非拉建立公平的良性循環(huán)，將過剩產能轉移出去，而大量廉價收購控股亞非拉的優(yōu)質礦產資源，則可以事半功倍地建立這個良性循環(huán)，并成為能真正與歐美并雄競爭的強國。其實華為正是這么做的，經過幾年的積累，華為一躍而成全球電信設備老大，如今更躋身世界手機終端前三，已經在歐美主流市場呼風喚雨。

　　現(xiàn)在則情況迥異，美國在經濟上已經走出了金融危機的低谷，甚至好于危機前，其土地、資金成本等比中國低得多;能源獨立革命已經大獲成功，能源價格也比中國便宜的多;由于機器人革命方興未艾，美國勞動力昂貴的軟肋也被彌補;加上美國股市非常興旺，上市公司現(xiàn)金流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創(chuàng)新資金充沛;隨著美國對華爾街的打壓，美國常青藤大學的畢業(yè)生流往硅谷的在2013年已經超過流往華爾街的，這使得美國再工業(yè)化必然結出碩果。

　　2013年11月中華元智庫出版了專著《美元復興十年VS中國痛苦十年》，系統(tǒng)分析了美國階段性小復興的趨勢。2015年10月美國推動TPP(環(huán)太平洋貿易伙伴關系)正式簽署，中國被排除在外，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會被更大幅度地替代。

　　由于內部人民幣升值、勞動力土地價格、環(huán)境成本等大漲，外部的美國再工業(yè)化和TPP替代，中國世界工廠已經盛極而衰;樓市價格大漲也使人民幣內在價值被嚴重稀釋;再加上政府大量負債，乃至實施債務置換和央行對商業(yè)銀行再融資等變相量化寬松政策，人民幣在國際上已經由升值趨勢轉為貶值趨勢。

　　在這種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資本項目自由化、金融市場做空化等已經變成了新的風險所在，這些也成為索羅斯為代表的國際熱錢所最希望看到的政策。

　　2013年4月8日筆者刊文指出：中國是一個大國，要做空它需要很多具體的條件。索羅斯需要的做空工具，這包括并不限于：

　　1、外匯資本項目自由化。中國正加大跟各國的貨幣互換，這是以國家信譽保障大額人民幣進出的合法性;大力推進香港作為人民幣的離岸交易中心;使得做空人民幣的工具——如外匯掉期、人民幣期貨等都已經到位。

　　2、利率和債券市場化。利率市場化給做空銀行業(yè)創(chuàng)造了基礎條件;債券市場化，特別是推出國債期貨，將為做空國債、地方債和企業(yè)債創(chuàng)造了做空不虧損反賺錢的便利條件。

　　3、從股指期貨到融券，再到推出轉融券，中國股市的做空機制已經完全到位。

　　4、樓市的做空機制。等等。換言之，今天的中國內地已經遠非1997年的時候了，中國經濟的基本面與1997年已經是天壤之別;中國金融防御已經基本蕩然無存，索羅斯們做空中國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

　　“令人遺憾的是，此次索羅斯登臺博鰲論壇，乃至與中國最高領導和五大洲的首腦同臺，反映出中國決策層對迫在眉睫的危機并沒有清醒的認識，而這恰恰是阻止索羅斯成功主導新一輪中國金融危機的最后防線。”

　　從那時到現(xiàn)在，盡管筆者發(fā)表數(shù)十篇警示風險的文章，可2年多過去了，索羅斯所希望的金融開放政策已經全部到位。

　　最近的12月1日，IMF宣布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2016年10月1日生效，進一步鎖定了中國金融開放和資本項目自由化不可逆轉。這意味著從2005年7月人民幣升值開始下的這盤大棋已經下到了尾聲，其局面已經很難改變了。

　　簡言之，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2010年歐債危機之后，這場全球金融危機的第三波——中國和新興市場的危機已經進入了難以逆轉的軌道。結果很可能在2016年揭曉。在如今不喜歡警世忠言的環(huán)境中，話也只能說到這個份上了。至于未來金融市場的演變機制和節(jié)奏，也只能在小范圍內部場合分享了。

　　誠然，即便是此刻，中國仍然有讓危機等級降低的辦法，但隨著時間推移，我們將付出的代價將更大。現(xiàn)在我們能做的，是幫助盡可能多的國人在未來風浪中，能夠保存下來更多的財富實力和元氣，能在未來的重建中發(fā)揮作用了。